参与全球海洋管理，推动海洋合作稳步发展，——名专家学者提出建设海洋命运共同体和海洋强国的建议。近日，在天津举行的“海洋命运共同体与建设海洋强国”高端论坛上，许多专家学者围绕建设海洋命运共同体、海洋秩序与海洋观、海陆专用战略等主题发表了主旨演讲，并与代表们进行了对话。
专家指出，海洋命运共同体概念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海洋领域的明确实践，是构建有效全球海洋管理的行动指南，在促进全球海洋合作中发挥了最强有力的声音。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、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张云玲：海洋秩序的演变关系到海洋秩序和国际秩序的构建，也具有独特的海洋特征。一般来说，海洋秩序的框架主要在三个方面有所不同，即海洋力量的比较、国际海洋法规和海洋本身的特点。
从古至今，海洋秩序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。地理发现开启了航海时代，突破了海洋秩序发展的序幕。在这一阶段，海洋秩序的基本规则是航行权。
这个秩序是由强者建立的，是建立在海权的秩序框架之上的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，在联合国的领导下，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》于1994年生效，开启了联合国管理下的基于国际法的海洋新秩序。
海洋新秩序的主要目的是奠定国家在海洋中的权益，不断扩大沿海国家的海洋权利和资本，共同分担维护海洋的责任。与此同时，《公约》看清了历史权益、重叠范围等问题，留下了模糊的空间，引发了新的冲突。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，气候变化等因素导致的海平面上升问题日益突出。近年来，作为人类的总资源和资产，对海洋作为共生环境所依赖的新认识导致了新的海洋观的消除，呼吁建立一种基于确保人类共同生存和发展的海洋管理新秩序。
新的海洋管理秩序的核心是海洋恢复的整体，即共同生存、共同资源和共同责任。海洋观是推动海洋秩序演变的力量之一。
人类同一个地球同一个海洋相处，整体观是新时代海洋观和海洋管理新秩序的基础。加强对海洋“总危害”的认识，必须修复“颠覆性”思维，也需要全球共识和行动。
国家海洋局原政策法规规划司司长王点昌：在海权建设放缓的背景下，我国海洋基本政策的发展可分为西进、东进、先行、优化发展四个阶段。改革开放前，国家战略特别强调打造防御性经济布局，重点积极开展“三线”建设，沿海地区成为国防前沿。
改革开放后，国家尊重海洋区位和海洋资源优势，沿海地区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沿。由西向东撤退，政策的改变体现了我国对海洋资源的逐渐尊重。
“十五”至“十三五”期间，国家区域战略推进，东部沿海地区首次发展。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，东部地区进入了“优化发展”的新时期。进入新时代，在海洋强国建设放缓的背景下，海洋政策的制定不应侧重于三个具体方面。
首先，保护海洋自然资源。在维护海洋资源方面，要维护资源载体的海洋空间，提高mar 目前，我国沿海地区土地R&D利用率较高，有必要通过制定推进海域法、首创海湾维护法、建立沿海基础工程项目(重化工业、核电等)布局审查制度等方式，研究制定海岸带维护政策。)，并尽快制定海岸带生态系统保护措施。
第三，海洋产业的发展。关于促进海洋经济优质发展的意见不宜尽快落实；制定海洋特色城市建设和湾区发展规划；制定发展海水利用产业的政策；创新支撑新型海洋产业发展机制。
其中，研究制定扶持政策，既要“普及众生”，又要“锦上添花”，打造“扶善强”；对于扶植资金，要做到“雪中送炭”、“规范市场”、构建“优胜劣汰”。国家“千人计划”专家、海南大学教授傅昆初说：“建设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挑战与对策。
无序的海洋开发不会给人类带来冲突、奴役和污染。从“海洋法治”出发，构建海洋秩序，坚持海洋空间安全、环境生态和资源可持续发展，才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。
国际社会实施“海洋法治”必须以完备的法律为基础，也必须依靠各国依法治海的意愿和能力。然而，在现实中，国际法或各国的意愿和能力并不存在严重缺陷。首先，从法律角度来说，国际社会现有的成文法还包括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》等海洋相关公约、双边条约等。
然而，成文法并不能满足法律市场的所有需求。习惯法在反复实践中代表着与各国主观意愿的统一，海上霸权的不道德性不被习惯法所接受。因此，鉴于法律的严重缺陷，我们必须对《公约》遵守一个更加理性和公平的解释程序，整合大多数国家，以平衡超级大国的单极地位。第二，国际社会依法治理海洋的意愿和能力严重不足。
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，国家和地区对利益的市场需求不同，在海洋科技和人才方面的优势也不同。因此，需要分享利益，驱动意愿，创建新的国际组织，制定新的海洋法，以打破陆地封闭国家和地理优势国家的概念。鉴于各国能力严重不足，我们必须坚决开展主权公平和多边合作。
中国海洋大学教授洪家瑜表示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的国际海事法治，是中国在全球治理背景下明确提出的，符合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中国的外交立场。当今世界，跨区域问题和全球海洋挑战激增，促使各国更加关注涉及全人类共同利益的问题。
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对于北极的可持续发展、南极的和平利用、公海的水土保持和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、国家首都以外的海洋生物多样性的水土保持和可持续利用、国际海底区域资源的公平分配、海洋酸化、海洋微塑料等全球海洋环境问题具有最大的意义。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及其对全球气候环境的影响，北极的和平、稳定和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要。
北极管理不能由一个国家或该地区的一个国家来完成，而必须由世界各国共同合作来完成。1959年建立的以《南极条约》为中心的南极条约体系是各国南极活动的基本法律基础，合理研究和开发利用南极必须是各国的共同合作 目前，随着技术创新和“区域”范围的变化，“区域”资源的利用受到影响。
国际海底区域资源研究和开发的法律制度尚未建立，因此必须引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，以使“区域”资源得到公平分配。要解决海洋酸化等全球海洋环境问题，必须引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，推动共同应对海洋酸化等全球海洋环境问题。
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曹群：构建“蓝色伙伴关系”促进全人类共同发展目前，中国已与许多国家建立了“蓝色伙伴关系”，例如，中国与葡萄牙、欧盟和塞舌尔签署了建立“蓝色伙伴关系”的协议，并与小岛屿国家达成了协议共识。但不同地区和国家不同的发展市场需求，以及领土和海洋权益主张，都对“蓝色伙伴关系”的建立产生一定影响。
中国应考虑不同地区的不同市场需求，尽可能避免有利影响。构建“蓝色伙伴关系”的路径不应是多元化、稳定和灵活的。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不应是重点。
非洲和拉丁美洲是关键的发展领域。“生态友好关系”不应该阻碍当地人的获取感，而应该着眼于中国企业的形象塑造；更重要的是，我们不应该强调与东盟国家的“蓝色经济”，而应该利用科技优势加强合作。
政府主导、横向向上的路径不是唯一的合作渠道。政府可以制定特殊政策，反对和促进企业资本、社会资本、非政府组织和非政府智库的参与，最终形成政府、企业和非政府不道德团体之间交流与对话的良性循环。建立跨领域、跨行业、跨国的合作机制，不应局限于政策领域和学术讨论，而应加强行业和其他社会机构的参与，突破学科界限，使不同部门、不同专业的课题更有效地融入“蓝色伙伴关系”。
可以建立国际和区域海洋智库和科学知识网络，积极开展前沿研究项目，建立定期交流机制。山东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、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副院长张井泉：构建海洋话语权，塑造中国良好形象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，海洋话语权对于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极其重要，因此逐渐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。构建和完善中国的海洋话语权，不仅是应对紧张的国际形势、保障国家海洋权益的必然选择，也是建设海洋强国、塑造更好的国家形象的必然要求。
海洋话语权还包括海洋科技、海洋军事、海洋商业、海洋政治、海洋文化等方面的呈现和影响。海洋话语的变化是国际秩序变化的风向标。
目前，我国海洋硬话语和软话语建设取得了一定进展。然而，丰富的海洋硬话语仍然没有很大的构建空间。中国海洋话语的建构应解决研究主体抽象单一的传统，将研究主体的缺失转换为研究主体的废除，在实践和认识上突破传统的二维研究，同时将海洋政治学研究的政治本质拓展到权力、利益和伦理，凸显时代和中国的独特性。
任中在海洋中构建中国话语权任重道远。历史一再向我们表明，东北亚格局和中国命运要求在一定程度上高于大海。
目前，东北亚海域正经历着百年不遇的又一次变化，海洋话语的转型正在影响着整个东北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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